鄂南秋收暴动与中伙铺劫车
　　中共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将咸宁、蒲圻、嘉鱼、通城、崇阳、通山及武昌7个县划为鄂南起义区。在省委的领导下，中共鄂南特委于1927年9月9日凌晨发动了以“中伙铺劫车”为起点，遍及鄂南各县的农民秋收暴动。这场暴动坚持40余日，参加起义的农民革命军和人民群众达10万之众，经过大小百余起战斗，先后攻占了崇阳、通城、通山三县县城，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相继攻占了嘉鱼米埠、咸宁汀泗桥、马桥和蒲圻赵立桥等重镇，围攻了蒲圻、咸宁县城，处决土豪劣绅七、八百人，是中共八七会议后湖北省第一个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亦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发动的著名武装起义之一。

一、鄂南秋收暴动是全省秋暴的中心
　　1927年8月3日，党中央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制订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根据此大纲的要求，中共湖北省委制订出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成为湘鄂赣两省最早制订的暴动计划。“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又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在《鄂南秋收暴动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了《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计划规定：党应立即“领导农民起义，杀戳土豪劣绅，打到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引起乡村间极大的骚动，用抗税抗捐以动摇武汉的统治，使其不能出兵江西及其他省份压迫革命，并进一步武装农民，抗税抗粮。实行全省大暴动，没收大中地主土豪劣绅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对小地主实行减租）准备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社会势力而建设农民协会的政权”。为了实现上述目的，省委决定将全省划分为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鄂北、鄂中、鄂西等7个区，仍决定全省的暴动以鄂南为中心，蒲圻、咸宁为全省秋收暴动的中心发难点。
　　把鄂南和蒲圻、咸宁定为全省暴动的中心和中心发难点，一是鄂南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普遍建立了党和工会、农民协会的组织，广大工农得到了一定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党的基础较好，工农革命力量雄厚。“鄂南工作，为湖北各区之冠”，“蒲圻有党员约五百人，团员七十余人，农协会员8万人，全县分十区，其中以一、六两区之工作为最佳，工会有一个，会员八十余人。咸宁有党的支部十五个，党员约一百五十余人，通山有党员约五百人，通城有党员二百四十人，嘉鱼有党员二十人”。鄂南地区共有党员2000余人，农协会员20万人，农军掌握快抢256支，可以争取控制的枪支尚有千余支。而蒲圻的基础为最好，全县有党员500人，农协会员5万人，农民武装2万人，掌握快抢80支，县委还基本上控制了“人民自卫团”的武装，特别是“七一五”事件后，蒲圻县委及时地组织战略转移，采取了“占据农村，发展革命”的正确策略，使革命力量基本上未受到损失。二是鄂南各县紧邻湘东赣西，长江和粤汉铁路水陆交通大动脉越境而过，在这一地区举行秋收暴动，可以和湖南的秋收起义相结合。同时，鄂南暴动，“在政治上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地理上断切武长路的交通与邮电，可以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有利湖南农民的暴动。”中共中央1927年8月29日制定的《两湖暴动计划议案》明确指明“这么多暴动区域，应自鄂南开始。鄂南开始之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湖北省委1927年10月《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告诉我们，在湖北全境农民秋收暴动中，“以鄂南为最佳，……所以省委决定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动，以鄂南区为中心。”                                 
　　鄂南秋收暴动得到了党中央，湘鄂两省省委直接领导指挥和高度的重视。“八·七”会议之后，党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亲自过问了鄂南暴动。中央在武汉时，瞿秋白、李维汉和罗亦农“在亦农家开过会，共同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党中央对鄂南秋收暴动在湖北全省暴动中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明确规定湖北“许多暴动地区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吓武汉，又或从鄂南攻岳州威吓长沙”。在湖南暴动前夕，党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两封信中分别指出：“整个的湖南暴动要能与湖北互相呼应，尤其是湘北鄂南应发生直接的联络。”“平、浏、岳一带设立特委于平江，直接与鄂南联络一致行动。”  
　　根据党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的部署，中共湖北省委按照《鄂南农民暴动计划》直接领导了鄂南农民秋收暴动。先后派出了两批共40多人前往鄂南各县，担负农运、军事领导工作。他们当中，有吴德峰、吴光浩、黄赤光、罗荣桓等人。8月中旬，鄂南秋暴的指挥机关——鄂南特别委员会在蒲圻南勤团油铺汪家正式成立，由吴德峰任特委书记。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鄂南检查农民暴动的筹备情况，在蒲圻莲花塘石家召开鄂南各县负责人会议，听取各县的汇报，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制定的《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要求鄂南在10天之内举行暴动，各县应抓紧时间做好下列准备工作：召集代表大会，改选各级机关负责人；召集活动分子及支部大会，报告政治形势及新的策略并印发政治宣传大纲；加强政治煽动，印发短篇传单或标语；加强农民武装宣传，迅速集中武器，没有武器即设法赶制；准备旗帜、标语、口号、交通……。此次会议之后，在鄂南特委的领导之下，以蒲圻、咸宁、通山、崇阳等县的农民协会会员为骨干，组织了“鄂南农民革命军”，下辖五路，每路之下分支队、中队，每队五、六百人至五、六千人不等。农军活动的中心在咸宁柏墩、白沙桥一带。此外，各地还组织了土枪队、梭标队、侦察队、交通队等农民革命武装，仅在咸宁的土枪队就有3000多人。在鄂南特委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些农民革命武装，是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从8月初，鄂南便开始了“骚动”的局面。蒲圻县从省委派人到蒲圻传达秋收暴动计划时，立即召集农民群众500多人，镇压了土豪劣绅4人；组织农民武装捉拿土豪劣绅七、八十人，召开3000人群众大会，将一些罪大恶极分子实行枪决；通山农民组织1000多人的“拳头会”，与土豪劣绅组织的“宾兴会”开展斗争，抗交租债。广大农民的革命行动，既狠狠地打击了乡村的反动势力，也进一步动员了千万农民起来投入到暴动的行列。

二、“中伙铺劫车”打响了鄂南秋收暴动第一枪
　　鄂南秋收暴动，在鄂南特委领导下，以蒲圻、咸宁为中心积极开展起来了。“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其土地，烧毁其契约，杀戳政府官吏，以及围缴驻军枪械进攻县城等，在乡村中造成了莫大的赤色恐怖。”湖北省委为了领导鄂南暴动有计划地进行，又拟订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计划，其要点是：一、鄂南的农民暴动，以蒲圻、咸宁为中心与发难点，开始之第一日即须攻破蒲、咸二城，然后在政治上可以号召鄂南的农民，开创整个鄂南的暴动局面；二、暴动一开始，即须掘断武昌与咸宁、咸宁与蒲圻、蒲圻与岳州等处铁路（以掘断愈多为原则），割断所有的电线，毁坏邮局机关。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先，在离城与铁路较远一点的乡村，须尽量做骚动屠杀劣绅的工作，分区开农民群众大会，鼓动暴动，并告以暴动的鲜明目的。创成农民热烈的革命狂潮……；三、暴动先取蒲圻、咸宁，在蒲圻、咸宁两城取得后，一面分军向贺胜桥、山坡、土地堂进攻，一面取嘉鱼、崇阳、通城、通山四县。如客观可能时，即须直接威吓武汉，或进取岳州，威吓长沙，否则分路抗守山坡、贺胜桥、羊楼司各处……联络新堤、沔阳、潜江、江陵……创成一独立之局面，最后万不得已时，亦退至通山、通城一带之山上；四、暴动时期暂定九月一号至五号之间；五、暴动的内部指挥为鄂南特别委员会，直接受省委的指挥，鄂南各县县委均受其节制。9月6日，罗亦农复赴鄂南指挥暴动，在蒲圻莲花塘第二次召开鄂南各县党组织和农军负责人会议，决定鄂南暴动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举行，9月9日正式开始大规模武装暴动，夺取蒲圻、咸宁两座县城。9月9日凌晨3时许，便爆发了“中伙铺劫车”事件，掀起了鄂南大规模武装暴动的序幕。
　　原来，就在鄂南农民革命军蒲圻第一路军正式成立的当天傍晚，鄂南特委接到武汉方面送来的一份情报：“获悉当晚有一列火车由武昌开往长沙，该车运有武器一批，现洋数万，押运敌军仅一个班……”其时暴动已迫在眉睫，鄂南特委正为武器不足而犯愁，按到这一情报后，认为可以劫之，以资军用。鄂南农军总司令漆昌元接到特委组织劫车的命令后，立即召开农军骨干会议，布置劫车任务，很快就组织农军300多人，由鄂南特委委员黄赤光任指挥，出发前每人脖上系一条红带为号，趁天黑赶到中伙铺火车站铁路两旁埋伏起来，并派30多人占领了火车站。9月9日凌晨3时许，一列火车徐徐进站，没等火车停稳，黄赤光便率领全副武装农军八、九人，假借国民党第十三军查车为名，登上列车，鸣枪警告押运士兵缴械，护车敌军惊慌失措，皆不敢动，埋伏铁路两旁的农军一闻枪声，齐声呐喊，拥入车厢，牢牢控制住了整列客车，逐将敌人的快抢16支，子弹5箱及纸币34000余元、银元86块全部缴获。农军押着俘虏和战利品，胜利地返回了特委驻地。
　　“中伙铺劫车”是鄂南特委直接指挥的，时间是9月9日凌晨3时，正好是决定的9月9日大暴动的时间，地点位于蒲圻中伙铺火车站，发生在武汉去长沙的列车上，影响湘鄂两省，此次战役获得全胜，达到了预期目的。1927年12月31日湖北省委《关于就秋收暴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界定：“9月9日以前的历次暴动均是为鄂南暴动做准备（骚扰时期），9月9日以后的历次暴动均是为配合鄂南暴动”，且湖南、湖北其他暴动地区暴动正式爆发的时间都在此之后，因此，“中伙铺劫车”打响了鄂南秋收暴动的第一枪，鄂南农民秋收起义从此全面爆发，正如《湖北省委今后工作计划决议》中所写的那样“鄂南的暴动，农民普遍的参加，为秋收暴动中两湖所未有的现象。”

三、鄂南秋收大暴动的失败及其意义
　　按照鄂南特委的计划，9月10日，“即须攻蒲、咸两城，以便在政治上号召鄂南的农民创成鄂南整个的暴动局面”。但在劫车之日，咸宁县委向特委报告，咸宁只能集中农民800余人，不能攻城。蒲圻方面，城内敌人之驻军有二、三百支快抢，攻城亦无把握。据此，特委决定暂缓攻城，只在各乡村去干。将特委机关迁至新店，拟同蒲圻“人民自卫军”合攻嘉鱼，再转回汀泗桥同咸宁农军攻咸宁，如咸宁攻下，则回攻蒲圻，若攻不下，则和咸宁农军集中于通山，解决崇阳，过通城，联络羊楼洞之同志所带之部队去攻岳州，完成湖南的暴动。
　　鄂南特委根据当时已经变化的情况，不攻取反革命力量较大的蒲咸两成，而集中力量到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干，然后伺机攻城，这是正确的。但当时的斗争形势极其复杂尖锐，由于特委对这种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对由土匪改编的蒲圻“人民自卫军”的高度警惕，因而造成了“人民自卫军”叛变的“新店事变”。
　　“人民自卫军”系由土匪改编，团长刘步一，有快抢38支。9月9日，漆昌元和特委委员王钟、向若愚，带领省委派到蒲圻的中央军人部第四军军官团学员20多人前往新店打前站，准备特委机关9月10日迁到新店与“人民自卫军”会合。是时，刘步一被收买叛变，当漆昌元、王钟率部抵达后，刘步一假惺惺地表示不忘旧情，愿意与漆昌元合作，听从指挥和调遣，并将十三军“密杀漆昌元”的手令交给漆昌元，以示诚意。时值中秋之夜，刘摆下酒宴款待他们。在席间将漆昌元、王钟、向若愚杀害，带去的队伍全部被缴械。次日，特委机关在吴德峰等人带领下到达新店，不见漆昌元等人迎接，疑有变故，便派谢一环、符向一前往接洽，刘步一一面假作欢迎，一面暗示士兵动手，顿时枪声齐发，当场打死10余人，所有物资全部被刘步一缴获，其余的同志匆匆撤退，猝不及防的鄂南特委机关被打散。
　　“新店事变”对鄂南秋收暴动的影响，中共湖北省委在《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的第三章中写道：“新店事变后，蒲圻农民群众参加暴动的，还是一天天地变，约在2万以上，遍杀土劣和一切反动分子，所以军队仍围守孤城，不敢下乡，故此事变对于群众方面的影响，可以说很少或至无有。但其影响于群众的指导机关者则极大。因为新店事变一来，整个特委瓦解……因此，鄂南暴动丢掉了指导机关，一般同志及群众均不知所措，大军一去，逐归失败。”翻阅这段历史记录，我们认为“新店事变”虽然使鄂南秋暴遭受严重的挫折，是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但并不意味着农民暴动就彻底失败了。中伙铺劫车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鄂南农军战士的革命斗志，蒲圻、通山、咸宁等县的暴动风起云涌，斗争仍在向纵深发展。蒲圻县2万余暴动农民继续围困县城，使县城驻军不敢出城一步。通山县工农政府派夏桂林率农军千余出师咸宁。吴光浩率领咸通农军300余人，攻克重镇汀泗桥，击毙国民党驻军营长以下官兵20余人，缴枪20余支。嘉鱼农军亦举行起义，占领米埠镇，马桥国民党驻军在农军威慑下投城。9月13日，农民革命军对咸宁县城已形成包围之势。与此同时，崇阳、通城、武昌及大冶、阳新、鄂城等县农民群众，纷纷响应而起，惩处土豪劣绅。15日，由刘镇一、曹正常担任正、副指挥，集中咸宁、通山、蒲圻、嘉鱼等县农军9000余人攻打咸宁县城，激战三四小时，未克。刘镇一见内应无动静，又悉国民党援军将到，决定撤退。咸宁县城未克，国民党派兵镇压。16日，攻打咸宁县城之农军退守马桥、柏墩一带，国民党军尾随而至，农军苦战3日，马桥失守，退至柏墩。23日，农军控制的柏墩、汀泗桥、白沙桥接连失陷，被迫撤至通山县境。10月初，国民党军“进剿”通山，各县农军亦遭“围剿”。嘉鱼农军由吕金城、李文卿等率领转入阮家山、大岩山、仙人洞等地坚持斗争。蒲圻部分农军撤至木兰寺山，转入地下斗争。中共通城县委兵运工作失败，咸通农军孤立无援，咸通军事委员会被迫解散。咸宁农军由曹正常率领在咸通边境之大埠山坚持斗争。通山农军组成3路游击队，分别进入沉水山、九宫山、消水山等地坚持游击斗争。
　　轰轰烈烈的鄂南秋收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鄂东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仍然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首先，它是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的决定，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以武装暴动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挽救革命失败的伟大尝试，是中共八七会议后湖北第一个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对革命疯狂镇压和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其次，在鄂南大暴动中，攻占了汀泗桥、官埠桥、马桥等重镇；进攻了咸宁县城，夺取了通山县城，并建立了通山县政权。截断了长武路交通达一、两个月之久，既有力地配合了湖南等地的秋收起义。又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参加鄂南“暴动的农民在五百人以上，直接参加队伍的有近万人。”农民群众的普遍参加及其英勇顽强的斗争，大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革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湖北全省的革命斗争。正如《湖北省委今后工作计划决议案》中所指出：“湖北的农民暴动虽有鄂南的失败，但鄂西、鄂中各县的农民继鄂南而起。其他鄂北、鄂东许多县的农民，均开始走入斗争的道路”。在鄂南暴动的影响之下，一九二七年冬鄂西、鄂东相继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第三，通过这次暴动，进一步健全了鄂东南地区党的组织，在斗争中锻炼出了许多革命意志坚强、能领导实际斗争的党员干部。如刘镇一、吴光洁等在后来的黄麻暴动中成为积极的组织者和出色的领导者。第四，通过这次暴动，“使全党同志了解了土地革命的意义。过去虽然大多同志都承认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了，实际上，就是许多负责同志尚不懂土地革命是什么一回事。自经此斗争，都有了相当的认识，最大多数都了解目前土地革命的意义。”“农民对干土地革命，都有了相当的认识，如自己要彻底解放，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正因如此，广大农民群众“逐日趋于革命化，相率起来杀戳土豪劣绅大中地主，以求土地问题之解决”。这些都为以后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