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群（1896—1931），字立凤，乳名铜生，曾化名一群、黔铁、蛡勋、易穹（蝗穹）、佐应龙等。祖籍湖北省蒲圻县益阳桥乡杨柳畈铁笼坡周家（现湖北省赤壁市新店镇大湖岭村杨柳畈周家园），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市城区大公馆路18号（现逸群路12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宣传家、活动家，贺龙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三大革命根据地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
　　周逸群1896年6月25日（农历六月十三）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县城区大公馆路（现逸群路12号）家道较殷实家庭。父母早亡，由叔父周志炳抚养。1906年入铜仁城南小学读书，1914年到贵阳入南明学校中学部读书，1918年毕业回铜仁，到铜仁教育会当会计。1919年初东渡日本东京庆应大学留学，在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有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报刊，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务思想，还十分关注和研究十月革命，参加并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爱国活动。1923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4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２期辎重队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与周恩来一起承担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工作并担任宣传干事，参加发起组织进步军人团体一火星社，积极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5 年初，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竞选中，他当选为第二届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同年9 月，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留校担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任，他团结进步力量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协会”及“西山会议派”进行坚决斗争，加强共产党对青年军人的领导与影响。领导联合会同蒋介石支持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坚决斗争，先后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等刊物。1926 年青年会被蒋介石强行解散后，他调到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任宣传科长，协助周恩来工作。1926 年7 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长，并奉命率北伐军左翼宣传队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工作，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革命军贺龙部任师、军政治部主任，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27年夏，调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８月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后任第20军第３师师长，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斗。期间，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州潮汕地区失利后辗转到上海。
　　1928年１月，周逸群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途中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年关暴动，３月上旬到达湘西桑植洪家关，与贺龙一起组织工农革命军，举行桑植起义。起义受挫后转往石首，重建中共鄂西特委，任书记。他统一鄂西地区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在洪湖、白露湖和华容东山一带开辟了若干块游击根据地。1929年春，把江陵、监利等县游击武装整编成鄂西游击大队，后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兼任总队长，领导鄂西地区军民，运用“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和“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游击战术，挫败了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的多次“清剿”。12月，主持召开鄂西地区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方针》、《关于军事问题》等项决议案，推动了鄂西地区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
　　1930年２月，周逸群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兼任政治委员，与军长旷继勋率部连克潜江、郝穴、调弦口等城镇。４月主持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７月率红六军与红四军在公安县会师组成红二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中共红六军团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９月，调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在红二军团主力南征、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组建江左军、江右军两个指挥部和独立团，与段德昌一道指挥部队依靠苏区人民，利用洪湖地区江湖港汊的有利地形，避强击弱，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相继取得反击国民党军队第一、第二次“围剿”斗争的胜利，保卫了洪湖苏区，壮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
　　1931年５月20日，周逸群由洞庭湖特区返回江北汇报工作，途经湖南岳阳贾家凉亭时，遭国民党军伏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5岁。周逸群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他的理论思想、个人修养、领导才能、光辉业绩在党和人民群众中受到高度评价。早在上海时，就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宣传才能，被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徐向前元帅在建国后评选元帅时对周逸群等革命先驱无限感慨。说道“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对于周逸群等人创造的水上、平原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说：红军时代，洪湖游击战争坚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周逸群牺牲后，周恩来亲自撰文、发唁电沉痛悼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周恩来多次询问周逸群牺牲的地点和经过，托李侠公打听周逸群家里的情况。1950年7月，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期间，周总理又向李侠公问起周逸群家中还有什么人，处境怎么样。1963年，周恩来与贺龙一起写信给贵州省委，进一步了解周逸群家属的情况，要求贵州省委给予照顾。为了纪念周逸群革命先烈的事迹，周总理要求湖北省委在洪湖地区建立洪湖革命烈士纪念馆，共青团中央、中共岳阳市委还在周逸群牺牲地岳阳市塑制了周逸群烈士纪念碑。
　　直到现在，在洪湖地区，人民群众仍然传唱着 “洪湖水上长莲苔，莲苔年年把花开，莲花时开时又谢，烈士鲜花永不败。”的歌谣，表达对革命先烈周逸群的无限怀念。
　　周逸群走上革命道路，是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理论开始的。留学日本期间，他与彭湃同学并结为好友，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懂得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他就像看到中国的出路和希望一样，非常兴奋地说：“中国要想达到大同世界，就得照苏联的样子办，把资产阶级体系彻底打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体系” 。立即组织留日中国学生声援国内“五四运动”。从此，积极从事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回国后，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进步思想，唤醒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积极要求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亲密合作，倡导成立的“火星社”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
　　1924年初，周逸群刚从日本回国就到上海与恽代英一起，以笔作武器，在上海《新建设》上发表《革命与统一》等文，歌颂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后来他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兼任黄埔军校的总理。他牢记孙总理送给黄埔学生那“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16字真言，非常想拜见孙总理。于是他与贵州同学李侠公商量，联名写封信给孙先生，请先生当面讲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当前的革命形势。孙中山专门接见并作了重要的谈话，使他们深受鼓舞，进一步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周逸群投身北伐军东征前线参加战斗，当他听到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时和官兵们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他主动到松口中学演讲、散发传单，宣传孙中山先生伟绩和革命道理。
　　周逸群烈士生前讲的一席话，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到大家，想到民众。不管环境如何险恶，都能坚持下去。苏区旗帜不能倒，我们必须为此奋斗，为此流血。我们并不希望民众记起我们，说起我们，我们只希望他们相信一定胜利。”这种为民众着想的的济世情怀，是何等无私啊！更体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无比坚定的崇高革命理想信念！
  　　周逸群关于武装工农群众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还在他学生时代就产生了。1924年他从日本回国后，虽然在上海创办刊物宣传革命主张，但旋即南下广州，投笔从戎，参见黄埔军校学习，而且加入的是辎重队。一天，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接见了周逸群等几个同学。孙先生同大家握过手后，亲切地问：“你们中哪位是周逸群？”周逸群马上站了起来，恭敬地深鞠一躬，答道：“学生就是”。孙中山见到眼前清秀英俊气质不凡的年轻人，不住地微笑着点头。周逸群随即向孙中山汇报了日本留学界对国民党改组的种种看法。
　　 在谈到对北伐的看法时，孙中山先生说：“对北伐国共双方都有些不同看法，也可以说有保留意见，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周逸群说：“我本人对先生主张北伐表示拥护，但目前北洋军阀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势力很大，单靠革命军的力量，能有把握取胜吗？”
　　孙中山没有作答，反问周逸群的看法。周逸群略作思考后，大胆地回答：“我认为，要战胜北洋军阀及其帝国主义，单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合工农的力量，武装工农群众。另外，我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后方，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否则，革命军在前方打仗，后院却起了火，反而形成前后受敌，于革命军不利。”周逸群说到这里，孙中山不住地点头，还不时插话说“好！”
　　周逸群接着说：“商团的叛乱已被镇压，广东革命政府已基本稳定，但是，应看到还有陈炯明的威胁，周恩来同志曾主张北伐应在镇压商团，讨伐陈炯明，建立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后进行，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对周逸群的见解，孙中山先生十分肯定与称赞，他说：“说得好！有远见！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以为我是大元帅，什么都行。当初，我就想放弃广东去进行北伐，对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没有足够的认识，后来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才下决心把一部分革命军调回广东镇压商团的叛乱，事实证明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周逸群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如此深刻，真令人钦佩，你们前途无限，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潮汕一带被打散后，周逸群、贺龙辗转到上海，根据党组织安排，周逸群又和贺龙一道，准备转赴贺龙老家湘西，重新组织队伍起来再干。他们从武汉乘船溯江而上，途经洪湖地区时，意外见到贺的旧部贺锦斋等人，并经他引荐，见到了被称为“洪湖红五子”中的刘绍南、贺闯(歌剧《洪湖赤卫队》刘闯的原型之一)，了解到洪湖地区地下党、群众基础都很好，10人以上的游击武装就有好几支队伍，但缺少统一指挥，基本是各自为政。鉴于这种情况，周逸群与贺龙商量，决定在洪湖多呆一些时日，一面召集各游击队负责人开会，重建各级党组织，整编队伍，一面制定出暴动计划，要在洪湖大干一场。
　　当地土豪劣绅听说靠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到了洪湖，吓得四散而逃，劳苦群众则拍手称快，周逸群的工作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各路游击队也组织起来了，分别在华容、石首、监利消灭了当地三个恶霸，但在攻打监利县城时出师不利，原定暴动计划未实现。由于中共中央给贺龙、周逸群的任务是去湘西发展队伍，他们不能在洪湖久留，于是周逸群召集各游击队、县委负责人开了一个联席会，决定将洪湖地区新建的这些游击队伍交石首中心县委领导，他与贺龙则带贺锦斋、卢冬生等去湘西继续发展队伍。
　　不料，贺龙、周逸群在湘西拉队伍遇到阻力和困难很大，队伍一次次拉起来，又一次次被打散。一天晚上，在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个叫苦竹坪的地方，贺龙拉着周逸群坐在一片竹林里，叹口气说：“真没想到，部队召集得容易，垮得也容易。”周逸群说：“文常，这段时间我也常常在思考，中央指示我们这里要暴动，那里要进攻，我们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行动也太急，要建立真正的工农革命军，还必须依靠广大工农子弟并把他们作为骨干才行。”贺龙赞同地说：“逸群，你说得对，如今，跟我拖枪的人，什么打算的都有，一遇点挫折就变卦。队伍不整顿不行。”周逸群思考良久后说：“文常，我有个想法，你在这里继续坚持发展队伍，我想回洪湖去，和洪湖的同志们一起创立一块革命根据地，然后迎接你拉的队伍与洪湖的队伍胜利会师。”贺龙一时默然不语，周逸群看出贺龙不舍之意，便说：“文常，你现在已不是几年前的贺龙了，我走了，你也会干好的，我想，洪湖更需要我。”贺龙一把拉住周逸群的手说：“走吧，这边的工作，我会和同志们商量着干的。”就这样，周逸群孤身一人骑一匹黑毛驴，辗转从湘西回到洪湖。
　　周逸群回到洪湖后，首先找到了“洪湖红五子”之一贺闯，了解到自他和贺龙走后，洪湖地区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洪湖地区的扫荡，鄂中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又有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各县武装组织大多瓦解，仅剩下由段德昌、彭国材领导的一支几百人的队伍留守在此一个荒岛上，一边练兵，一边保存下来了。就在这时，万涛带来中共湖北省委的两份文件，一份是批准成立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另一份是中共中央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的指示信，信中主要批评周逸群前段把暴动重点放在洪湖农村而不放在城市，说这种做法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周逸群看完中央的指示后，心情更加沉重，他愈来愈感到中央目前的指示和路线有问题，不切实际。他下决心，马上到上海，直接向中央反映意见。
　　在上海霞飞路一幢二层小楼里，他再次见到老战友周恩来，便把自己同贺龙一起到武汉，暴动未成而后下洪湖，走湘西这一路经过，以及洪湖地区目前真实状况，自己对目前工作的看法等等一一汇报。周恩来也把全国的斗争形势，特别是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肯定了他的想法和意见，认为开展武装斗争不能盲动，只能在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在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发展。
　　周逸群满怀喜悦之情再度回到洪湖，立即与段德昌、万涛一起来到一个叫三屋墩的地方，找到贺闯、彭国材、段玉林等人，又把到上海见到周恩来的经过和周恩来的指示，向大家作了传达，随后研究部署了洪湖地区下步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和计划，确定就在三屋墩，对洪湖地区现存的几支游击队进行整编。随后，段德昌、屈春阳、彭国材等各自把自己的游击队统统拉到了三屋墩，由周逸群具体负责进行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整编，在队伍里建立党团组织，清除了不纯分子，决定停止盲目的暴动，发动群众，利用洪湖的水泊湖网，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正式改名为“洪湖赤卫队”，周逸群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三个中队，由彭国材、贺闯、段玉林分任。自此，“洪湖赤卫队”在百里洪湖上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后来红六军的主力，最终实现了与贺龙红军部队的大会师
　　洪湖赤卫队成立后，周逸群、万涛又在口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纠正了那些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暴动行为，要求各县委认真深入农村，深人群众，进行艰苦的隐蔽斗争，恢复秘密的党团及群众组织，发动带政治性的经济斗争，从斗争中锻炼群众，为发展武装和开辟根据地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
　　经过半年多努力，到1928年春天，洪湖地区20多个县党的组织全部恢复，并建立了农协会，扩大了游击武装，赤卫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极大增强，先后袭击了马家寨、观音寺等十几处团防，这一时期，恰逢两湖(湖北、湖南)之地开打“蒋桂之战”，桂系军阀撤出鄂西，而蒋系军队一时未到，周逸群、段德昌抓住这一时机，指挥洪湖赤卫队在石首、监利、沔阳三县，将各乡镇团防一扫而光，十七天内作战21次，均大获全胜。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赤卫队也得到了空前壮大，人数增加到上千人，遂编成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彭国材，二大队队长贺闯，三大队队长段玉林，周逸群仍为总队长，段德昌为参谋长。周逸群还依据井冈山的建军经验，在总队设了政治部，在中队设了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洪湖赤卫队士气高涨，在周、段指挥下，又一举攻下古丈堤、天心州、新厂等地，使根据地日益扩大。
　　洪湖赤卫队迅猛发展、威震四方，使国民党感到震惊，蒋介石下令50师师长谭道源率部赴洪湖围剿赤卫队，周逸群指挥赤卫队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法，利用河网港汊的有利地形，有机会就出击，咬一口就溜，让谭道源三个多月内不仅一个赤卫队员也抓不着，自己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蒋介石不得不又增派34师岳维峻部进剿。
　　就在赤卫队节节胜利的关键时刻，赤卫队2大队副大队长王金标被大土豪“彭霸天“收买，使得2大队遭到敌人袭击，200多名队员惨遭毒手，队长、洪湖红五子之一贺闯的头也被割下游街示众。赤卫队遭到如此重创，谭道源、岳维峻和彭霸天气焰却更加嚣张。
　　面对不利局面，周逸群与段德昌商量，决定避其锋芒，暂时率队员转藏于百里苇荡之中，常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军一下。不久，传说赤卫队头头周逸群、段德昌慑于岳、谭大军之威，已从洪湖地区逃走了……彭霸天听到消息，好不得意，眼看着快过年了，彭霸天计划于腊月二十三祭灶神这天，在八仙楼宴请岳维峻和谭道源。周逸群和段德昌从内线得到这一情报，认为这是一举消灭彭霸天的极好机会作了周密的偷袭部署。到了那一天，赤卫队员便化装成了赶场的老百姓，三三两两进了彭家墩，段德昌扮成江湖卖艺的，周逸群化装成卖字的。当彭霸天陪着岳维峻、谭道源大摇大摆从彭霸天宅院出来往八仙楼去的时候，街心突然响了一枪，人群顿时大乱，彭、岳、谭三人正在愣神，却见一舞刀卖艺的大汉，一步蹿到彭霸天跟前，手起刀落，彭霸天便身首异处，随即又一刀朝谭道源砍去，谭道源一歪头，那刀从他左臂劈下将他左臂砍伤，岳维峻正要拔枪，哪知身后有一赶场的人抽刀向他砍来，岳维峻本能一躲，右耳朵被削去半拉。此时枪声喊声乱成一片，保安团全部出动，可满街都是赶场的，谁知道谁是赤卫队？又只见冲天一股浓烟升起，一场大火席卷彭霸天的宅院，映红了半条街，火借风势，直烧了一天一夜，把彭霸天的宅院烧了个片瓦无存……
　　经过这一仗，洪湖赤卫队威名重振。不久，由于蒋、冯、阎三军阀又酝酿新的大战，蒋介石急忙将谭、岳两部从洪湖抽走，仅留下两个营留守，敌我悬殊，革命力量发展蓬勃，周逸群和段德昌指挥赤卫队活跃在洪湖广大地区，到1929年年底，监利、沔阳，石首等八县内根据地联成了一个整体，成为中央红军三大革命根据地之一。
　　这以后，发展壮大的洪湖赤卫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1师，又经中央指示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而此时的贺龙也已在湘西建成有数千人之多的红4军。1930年4月后，中央决定红6军与红4军会合，组成红2军团。由此，周逸群与贺龙经过各自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终于实现了当初的约定：在洪湖创一块根据地，迎接贺龙率红军前来会师！　
  　　1924年9月，从欧洲回国的周恩来就受共产党组织的委派和孙中山的任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当时周恩来年仅27岁，血气方刚，他的爱国精神和忘我的工作作风，立即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11月，周逸群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受到周恩来器重，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思想主张下很快成为亲密战友。当时，中共黄埔军校支部的负责人蒋先云、陈赓、许继慎等第一期学生已毕业，而各地又有一批党员进入第二期学习，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改选党支部。周恩来提名周逸群担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在实际工作中，周逸群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每天夜晚10点钟熄灯号吹响后，周逸群和党支部书记杨其纲、组织干事余泗度、支部成员黄鳌等就聚集在包惠僧的寝室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党组织的工作安排，作了大量带有开拓性的工作。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又安排周逸群，在长沙组织北伐军左翼宣传队，分赴北伐军队伍中开展政治思想政治宣传。他到贺龙部队后，首先开办政治讲习所培训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军事素质，并在湖南招收新兵3000人。周逸群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气象，带来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发展了不少党团员，所以，有人说周逸群“像一滴红水落到缸里，正在逐渐扩散，改变着部队的颜色。”他在许多关键时刻为贺龙出主意、拿决策，清除军内的反动分子，粉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阴谋，使日渐壮大的部队，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真正自己的军队。
　　周逸群和贺龙早在从河南回师武汉时，就曾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建议要在武汉起义，但当时党中央来能采纳。部队到达九江后，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专程会晤贺龙，把党内正在酝酿中的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透露给了他。贺龙表示热烈拥护。不久，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基本形成。在即将举行起义的关键时刻，张国焘来到南昌，反对举行起义。周逸群参加了前委重要会议，周逸群始终站在周恩来这一边，坚决否定张国焘提出的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才能举行起义的主张。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支持前委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　　
　　1927年7月28日的傍晚，由周逸群同志陪同，周恩来到了贺龙驻地。在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精辟的见解使贺龙思想上豁然开朗。周恩来和盘托出“八一”南昌起义的设想，并且传达中央指示，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贺龙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从党的决定。为了保证起义成功，周恩来代表前委委托刘伯承、周逸群协助贺龙制定起义计划，进行军事布置，由周恩来起草的南昌起义命令，最后以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出。
　　7月31日深夜，贺龙和刘伯承、周逸群等同志走到二十军军部即起义军总指挥部大院门口，掌握部队的动向，指挥部队的行动，注视“八一”零时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时刻的到来。起义打响后，贺龙、刘伯承和周逸群，冒着呼啸的子弹，直接指挥攻打相距不到二百米远的设在藩台衙门内的敌军总指挥部。周逸群率领二十军教导团和第六团，将敌第九军的有生力量歼灭，对南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起义后周逸群任第20军政治部主任兼第3师师长，而第3师党代表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部队酷暑行军，非战斗减员严重。起义军南下路线有两条。周逸群主张走大路，沿赣江南行，首先解决朱培德部，以壮声威，然后由赣州乘胜向东江前进。同时，列举了走小道给养困难等种种不利因素，使贺龙、刘伯承甚为感动。但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起义军还是走小路，进入了赣东山区。后来的实践证明，周逸群的决策是正确的。
　　对周逸群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竟连国民党左翼分子都说：“周逸群是南昌起义时贺龙的实际政委，没有周逸群，就没有贺龙；没有贺龙，就没有南昌起义。”周逸群在南昌起义中建树了不朽的革命功绩，也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后的周逸群、贺龙辗转到了上海。周逸群、贺龙从工作的需要出发，向周恩来提出去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临行前，周恩来约周逸群和贺龙吃了一顿饭。恩来决定派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周恩来又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
　　1929年8月，接周恩来指示，周逸群再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部召开的“军联会议”。在周思来主持召开的军事联系会议上，周逸群向党中央申述了加强对鄂西地区党的统一领导机构的重要性，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介绍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的建军经验和红四军"七大"会议情况。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作了指示，特别推崇毛泽东和朱德建设红军与根据地的经验。他指诉周逸群：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周逸群不仅革命理想信念坚定，丝毫没有动摇过，而且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积极培养干部，发展党、团员，为党组织输送了大批人才。由周逸群介绍入党的军地干部非常多，其中数贺龙的合作共事时间之长互相帮助感情之深一直传为佳话。
　　1924年秋天，贺龙驻兵贵州铜仁时，正好住在周逸群家里。周逸群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以及黄埔军校开办情况的材料，贺龙读后十分欣喜。1926年，当北伐军从广东进军到湖南常德时，党中央派周逸群带领一个宣传队，到贺龙同志的队伍中工作。贺龙同志立即去找周逸群，要求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周逸群告诉贺龙：共产党不是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在周逸群同志的帮助下，贺龙同志更加接近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贺龙从周逸群的话中受到很大鼓舞，对周逸群更加信任了。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贺龙组织响应改编部队，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贺龙按照周逸群的主张，在原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九军一师政治讲习所”，由周逸群带来的大部分宣传队员担任教官，周逸群本人则担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开办讲习所，是贺龙方面欢迎左翼宣传队来帮助改造部队的重大决定，也是贺龙和他的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端。
　　自贺龙与周逸群结识以来，他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周逸群能从政治上影响贺龙，甚至在关键处展开批评，贺龙也能欣然接受，不存芥蒂。贺龙从军事上鼓励周逸群，有时训斥几句，周逸群也并不介意。一军一政，两人相得益彰，互为诤友。
　　1927年4月，贺龙奉命第二次北伐，开赴河南前线。出发前，贺龙的参谋长陈图南唆使少数人闹事，谋刺贺龙。贺龙果断处理，交武汉公安局枪决了陈图南，迅速平息了骚乱。这一当年在武汉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虽使贺龙历经风险，但确实增长了政治斗争的经验，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更显示出他与国民党右派的彻底决裂和在政治上历经严酷考验后的进一步成熟。这一切是与优秀共产党员、贺龙的良师益友周逸群分不开的。他的宣传教育在贺龙思想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贺龙自己也说过，周逸群对他的影响，是对他思想上的第三次推动，也使他真正地接近了共产党。
　　正是因为周逸群的不懈努力，使贺龙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为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以致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军。部队在改造中也更加提高了贺龙的威信，在准备南昌起义时，周逸群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
　　1927年5月，贺龙已是北伐中的一员左派名将，部队也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仍为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为了拉拢贺龙，曾派参谋长朱绍良秘密来武汉，向贺龙封官许愿，说什么只要拥蒋，就委为中央委员，当江西省主席，赠送一幢地处南京的大洋楼，条件是要注意周逸群……然而贺龙对此断然拒绝。与此相反，贺龙对中国共产党和周逸群的信任有增无减。
　　贺龙为了避开蒋介石方面的说客，经周逸群安排，于6月28日、29日由英租界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苏联公使馆内。在这里，贺龙结识了不少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就是在这里，他对共产党员从思想上、政治上接近，进而发展到组织上的一致了。7月1日，在周逸群的安排下，贺龙的新寓所里迎来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贺龙对周恩来的到访非常感动。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和周逸群又代表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起义后，在瑞金城边的一所小学校里，贺龙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逸群、谭平山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找贺龙谈了话并宣布了党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贺龙高兴万分，由衷地感谢党对他的信任，感谢党组织给了他政治生命。入党后，贺龙的立场更加坚定，斗争更加坚决。
　　贺龙不会忘记，自己从认不了几个字到能读书看报，周逸群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南昌起义后，周逸群给贺龙念了宋庆龄的宣言，贺龙听了觉得很好，便要周逸群再念三遍给他听。贺龙听后，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这使周逸群非常惊奇，他认为贺龙如能多读书、多识字就更好了。于是，周逸群实话实说：“胡子，我是一字不差地念给你听，你是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这说明你的脑瓜够灵光。可这样还不够，常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可惜你识字不多，如果念给你听的人有歹心，你不就会上当吗？”贺龙感动地说：“这真是知己的肺腑之言，从现在起我决心每天认20个字。”贺龙说到做到，从那以后，他每天坚持识字雷打不动，即使是指挥战斗，他仍能利用战斗间隙读书识字。
　　1928年，周逸群受党中央派遣，与贺龙等一起前往湘鄂边组织红军，开展武装斗争。1931年，周逸群牺牲后，贺龙听到噩耗，不禁失声痛哭。贺龙这条枪林弹雨里闯荡过来的硬汉，不知遇到过多少困难和挫折，他从未流泪退缩。即使在知悉父亲、弟弟、妹妹惨遭敌人杀害时，他虽然满腹悲伤，却没有这样痛哭过。周逸群对于贺龙来说，不仅是同志关系，而且是精神上的指导者。贺龙曾说：“没有他，我可能要走很多弯路，不会这么快成为共产党人。逸群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正是在贺龙的倡议下，中共湘鄂西特委为了纪念这位牺牲的领导人，将洪湖军校改名逸群军校。
　　1933年，已经牺牲两年、与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周逸群被中央代表夏曦诬蔑为改组派，贺龙劈手抓住了夏曦的衣领，吼道：“周逸群决不是改组派，是他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他，领导创造了洪湖苏区，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呢！”1967年1月下旬，已经蒙难的贺龙还想起周逸群这位早年的战友、同志。他对妻子薛明说：“过去，周逸群曾跟我说过，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哪懂什么是老鸡婆？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由此可见，周逸群在贺龙心目中的位置。
　　受周逸群影响很大的还有左权。左权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实际的参谋长）。1937年9月随八路军总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1938年4月，率部粉碎日军九路重围。曾一度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
　　1924年11月左权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大队。在黄埔军校，左权与周逸群都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结下了深厚友谊。1925年2月，左权由周逸群、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他曾参加由周逸群、蒋先云等共产党人秘密成立的革命团体火星社，后来与蒋先云、周逸群、许继慎、李之龙、陈赓等人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重要人物，同“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份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广东革命政府东征的几次战役中有突出表现，被称为“黄埔新星”。
　　黄锦辉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军事干部之一。1925年1月，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选举第二届执行委员会，蒋先云、周逸群等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黄锦辉、王柏苍等三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不久，黄锦辉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至成是1926年3月在广州考取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的，在军校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人中国共产党，接着在贺龙的二十军任连指导员。8月1日，与周逸群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 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还有邓小平同志的亲家贺彪，原名叫贺永年，是周逸群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贺彪。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受革命影响，在农运中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后来担任了周逸群的交通员。经周逸群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负地方工作，是当地革命的骨干。
　　在黄埔军校，陈赓与周逸群都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常委。一次，参加东征的周逸群站在井台上，饱含激情地向村里老百姓演讲。前来听他演讲的百姓越来越多。老百姓过去是被陈炯明糟蹋够了，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听着听着，有的抬起衣袖揩着眼泪，有的自觉为路过的军校官兵送水送饭。陈赓也在人群里听周逸群演讲，他灵机一动，与蒋先云、胡宗南联合创作了一幕短剧《我要控诉》，经过简单排练，就搬上舞台。
　　许光达大将也参加过南昌起义。1929年10月，许光达在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束来到洪湖。11月，周逸群于石首横沟市见到他们。初见面时，许光达看到的是“一个三十多岁农民模样的人，个子不大，显得很清瘦，头发胡子好久没有剃了，头上裹着一块青布头巾的同志”，这个就是同志周逸群。许光达是具有较高的政治军事素养的军事干部，他来鄂西，也是周逸群盼望已久的。随即，周逸群主持召开了监利、石首、江陵等县县委联席会议，请许光达介绍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传达中央关于正式组建鄂西红军的指示。在新成立的红6军中，周逸群任政委，孙德清任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他们指挥红6军攻打盘踞龙湾的敌人，首战告捷，接着又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大大鼓舞了斗志。1930年7月初，贺龙率红4军东下鄂西，与红6军会合，组成红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许光达任17师师长。 　　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逸群就体现初非凡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才能和胆略。1924年10月，周逸群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创办《星火社》，利用国民党军校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这就是他最早的统战工作，结识和转化大批国民党军人参加革命。由于工作出色，周恩来于 1926年4月调他到国民革命军军委政治训练部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宣传科长。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掌管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使“政治工作全部赤化”。
　　周逸群借助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不仅积极发展革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时，同国民党右派也开展尖锐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使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惶惶不安，伺机制造事端压制迫害革命同志，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超来。戴季陶抛出《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为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篡夺革命领导权大造舆论。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周逸群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面，他口诛笔伐，以流利的语言利用一切会议及公开场合进行辩论，犀利的笔锋，撰写文章据理力驳国民党右派的谬论，深刻揭露他们反对孙中山主新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真面目。
　　北伐战争开始后，周逸群担任北伐军左翼宣传队队长。1926年9月，他率宣传队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工作，路经九军一师驻地，被贺龙师长留下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他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困难，坚持在一线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贺龙改造部队，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在北伐中节节胜利，屡立战功，把贺龙的国民党部队改造成共产党的主力队部。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找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续修的爱莲堂《周氏宗谱》、《周逸群烈士直系、旁系亲属简介》等资料，走访相关人员，摸清了周逸群祖籍根据。周逸群系北宋理学大师濂溪公周敦颐（著名散文《爱莲说》作者）后裔，赤壁市的周姓奉周敦颐为始祖，起堂号名“爱莲堂”。以周敦颐（濂溪公）为一世祖，则明朝初年迁居蒲圻的始祖仕忠、仕信为第十一世，传至周逸群曾祖父周人立（卓然）为第二十八世。由于周逸群先人自曾祖父周人立（卓然）开始外迁卖艺为生，一路辗转至湘北、湘西南，直至贵州省铜仁落籍，故爱莲堂《周氏宗谱》只记载到周人立（卓然）止。传至周逸群应为第三十一代。其谱载如下：
　　第1世  周敦颐，号濂溪先生。被元公追封道国公，从祀孔庙。生于宋真宗天禧丁已，卒于神宗元丰三年庚申；享年63岁（1017-1080年）；葬德化县（今江西九江市）清泉社伴母郑氏夫人。娶陆氏，系职方郎中之女，生子，寿、焘；又娶蒲氏，系太常侍丞蒲师道之女，生子兴。
　　第10世  文贵，字华章，行十二，因称周文十二。（？-1406年）。初居南京城金陵聚宝门剪刀巷。徙宦湖广，官至左丞。元顺帝九年，择湘邑之东，驻城八十里，地名濯秀上郡，司马岭彭家畈石塘下东周庄（即：今之周公塘坡下）居住。在大明起兵后，敕湖广左丞，功优瓒廉。卒永乐丙戍年；葬羊楼司上桑港口（今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司村港口）高墩榜下丙向。娶陈氏，诰封镇国元君。生元仁宗延佑五年戊午，卒永乐甲申六月十二；享年86岁（1328-1404年）；葬近祖茔亥已向。生子，仕铭（一秀），迁蒲圻，仕忠（二秀）迁蒲圻，仕信（三秀），迁蒲圻。
　　第11世  仕铭，号一秀，字魏荣。赐进仕出身，官任云南安顺府，勅封中宪大夫。葬瑞祠官路南金织铺虎形穴坤向。娶范氏，生子必富。必富生子志忠、志洪。
仕忠，号二秀，迁蒲圻。葬晕塘洲金鹄珑石井冲，又名古老场住屋上嘴子午兼癸丁向，有碑。娶王氏，葬本山屋侧坐东北向西南。生子愿，女适县市生员唐鄂。愿生子春二、受四。春二生子迁益，迁益生子荣一、荣四；荣一迁江西宁州府；荣四生子应溥、应广、应海。受四子志德、志忠、志喜、志聪；志德生子澄；澄生子文敏、文才、文信、文魁、文泰；文敏生子玘、瓒、珙、理、玹。
仕信，号三秀。初居蒲圻县城内精庆坊，葬河北洗马滩花园下士丙向。娶马氏，葬同茔，生子旺。旺生子添禄、添寿、添瑞。天路生子得富；得富生子广、忠、宣、节；广生子伯江、伯源、伯海；忠生子伯洪、伯澄、伯淮、伯荣、伯沅、伯沧、伯濒、伯渊。添寿生子必贤；必贤生子仲明、仲诚。
　　第19世  万奇，号北山（即北山祖），字正卿。庠生，为引礼官。生正德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午时；卒万历乙酉；享年69岁（1516-1585年）；娶杨氏，生正德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未时（1519年），与夫同葬尹家山（即今周家山）屋后中界辛山乙向，有赞。生子伣、佃、偲、勋。
　　第20世  佃，字象北（即象北祖）。生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午时；卒万历十三年；享年42岁（1542-1584年）；葬倒骑龙与兄伣合茔丙山。娶夏氏，生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戍时；卒万历五年；享年32岁（1545-1577年）。生子绍商、绍夔。
　　第26世  天廷，字殿庵。生雍正甲辰年八月二十三日巳时；卒乾隆乙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享年61岁（1724-1785年）；葬湘阴县齐公岭向南。娶但氏，葬铁炉坡。生子：顺先。
　　第27世  顺先，字从礼。生乾隆癸酉年正月初七申时；卒戊戍年二月初五亥时；享年25岁（1753-1778年）；葬铁炉坡向南。娶但氏。生子：人立、人倡。
　　第28世  人立（又名人庆），字卓然。生乾隆壬辰年正月十二日子时；卒嘉庆八年四月初二丑时；享年31岁（1772-1803年；）葬凉亭山向西。娶葛氏改适。止。
　　1992年续修爱莲堂《周氏宗谱》在第二十八世周人立（卓然）名下又增加了如下内容：
　　又娶王氏生子贵松、贵柏、贵渠。人倡：字大凡。葬沔阳洲小沙口。娶但氏，生子贵法、贵喜。
　　正如《周逸群传》中有如下记载：
　　清朝道光年间，周逸群的曾祖父周卓然，从湖北蒲圻县杨柳村周家园迁来铜仁定居，从事油漆匾对生产。这一手工艺一直被祖父、父辈继承下来，并且有所发展。祖父周贵渠(排行第三)是经营能手，祖母是佃耕农的女儿。他们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积蓄了一些资本，于是在铜仁附近农村购置田产，又在城里修建了几栋房屋。到他父亲周自本执掌家业时，虽然家境每况愈下，然而全家仍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根据周逸群后人周本常提供的《周逸群烈士直系、旁系亲属简介》有如下记载：
　　周逸群烈士的曾祖父“人庆（字卓然）”：“卓然”娶妻王氏，生子贵松、贵柏、贵渠；贵柏娶杨氏生子自伟、自荣、自炳、自铨、自谦；自炳娶妻刘氏、向氏，生子立礼、立鹤、立信，女立莲；立礼，娶妻黄氏，生子本常。贵渠，娶妻张氏，生子自本；自本娶妻黄氏生子立凤（字逸群）。立凤（字逸群），出生于1896年，牺牲于1931年，牺牲时年仅35岁。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家谱中的“人立（字卓然）”，就是周逸群的曾祖父“人庆（字卓然）”，周逸群的祖籍就是湖北省赤壁市新店镇大湖岭。其理由有三：一是从派系和辈份上对照分析，“人、贵、自、立”四派完全重合，赤壁市爱莲堂《周氏宗谱》派系为：绍、明、日、彦、应、天、顺、人、贵、自、立、本、敬、宗、友、道……。根据周本常先生提供的《周逸群烈士直系、旁系亲属简介》，所列派系为：人、贵、自、立；本、敬、以、德；学、期、明、道；用、在、济、时；崇、喜、尚、义；步、圣、法、哲；修、齐、治、平；光、绍、濂、溪。书中记载有：烈士(指周逸群)家族于清朝道光中叶迁来铜仁，现族人已延衍六代。据此，我们也可以断定，周逸群烈士家族的先祖就是濂溪公，其派系正好衔接上来了。只是由于外迁后慢慢失去联系，后来没有联络了，导致续谱时就没有后代的记载了。二是从名字上来看，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续修的爱莲堂《周氏宗谱》中记载的“卓然”和《周逸群烈士直系、旁系亲属简介》中所述周逸群的曾祖父“卓然”名字完全一致。三是从时间和年龄上推断，两书分别记载的周人立（卓然）迁出、迁入时间一致，出生年代与周逸群的出生年份相差百余年，其间有四代，时间也吻合。据此分析，周逸群先祖从曾祖父周人立（卓然）开始外迁囿于当时交通不便，爱莲堂《周氏宗谱》续谱时已无其后人的记载，且醒目标注“止”字作结，可见当时续谱之贤人对无力联络的遗憾心情以及希望后人藉此线索取得联系的愿望是多么地强烈啊！据现居地周姓老人介绍，周人立（卓然）故世后归葬原籍与家谱上记载其安葬于凉亭山亦相符合。由此可见，湖北省赤壁市新店镇大湖岭村周姓先祖中，周人立（卓然）一脉开始外迁已无疑虑。根据家谱考证，其外迁可能先到湘北（临湘一带），后到湘西南，最后落籍定居于贵州省铜仁市，那就可能是周人立（卓然）或者后人的故事了。
　　根据搜集资料和走访调查情况，经过认真考证分析，周逸群祖籍为湖北省赤壁市新店镇大湖岭村。一些学者和史书否认周逸群祖籍为湖北省赤壁市的说法应予以更正。
  　　1931年3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夏曦乘船自水路来到洪湖苏区，周逸群和段德昌等苏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隆重地欢迎了夏曦。25日，在下车湾便急急忙忙地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己担任分局书记。夏曦新官上任，踌躇满志，作了就职演讲，他批判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路线，赞同王明“攻打城市，夺取政权”的左倾冒险思想。周逸群和段德昌对此虽然非常忧虑，但觉得夏曦是上级，在党内是老资格，不好当面顶撞。
　　夏曦虽然大权在握，但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在苏区军民心中的地位并不高，与此相反的是，周逸群和段德昌的威信比他这个分局书记要高得多。夏曦对此耿耿于怀，寻找借口说湘鄂西特委与中央分局是重复的，撤销了湘鄂西特委，特委书记周逸群自然削职，但夏曦心中十分清楚，以周逸群在洪湖苏区的威性，没有职务自然说不过去，刚好这时江南的洞庭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夏曦便派周逸群以巡视员的身份去那里工作。这样，夏曦既对苏区军民有了一个交待，也把周逸群支得远远的，好让自己放开手脚施展。段德昌等人对夏曦这一做法意见很大，但周逸群要大家以大局为重，一方面自己忍气吞身，另一方面又说服段德昌等其他同志要积极配合夏曦的工作。一天半夜，周逸群乘着一只乌篷船，顶着大风，破着洪湖上的滚滚波浪，悄悄地离开了湘鄂西苏区中心瞿家湾，直奔长江之南的洞庭湖。在夜色中，默默为他送行的段德昌等人眼里噙满泪水。
　　与此同时，夏曦派段玉林和马武也来到洞庭湖区，监视周逸群的行动。段玉林被周逸群的大局观念所感动，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就在周逸群着手建立洞庭湖特区之际，夏曦担心周逸群开辟了洞庭湖特区，自己控制不了局势，尤恐他将来与贺龙和段德昌联合，架空自己。夏曦心生一计，写信指责周逸群，说他开劈洞庭湖特区是分散兵力，是逃离洪湖的‘右’倾逃跑主义，并责令周逸群速回瞿家湾汇报“南巡”工作情况。
　　夏曦又派宋盘铭来洞庭湖区，准备以他取代周逸群的工作的。周逸群心中虽然激愤，但还是平静地说：“我马上组织开一个会，然后就回江北。”宋盘铭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认为周逸群开辟特区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见开辟特区的工作十分复杂，也建议周逸群不必往返江北，那样太浪费时间。宋盘铭和周逸群联合给夏曦写信，报告洞庭湖区的情况，但夏曦不达目的不罢休，不顾大家反对，执意要周逸群回江北汇报工作。但周逸群何曾想到这是一个阴谋呢，年仅35岁的他就这样走上不归路，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干部，人民群众失去了一位好儿子。
　　1931年5月20日下午，周逸群乘船由洞庭湖出发。战友们不放心，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周逸群一行扯起船帆，直奔洞庭湖东岸。护送班发现有一船只在跟踪，他们便在岳阳附近的采桑湖上了岸，然后从树丛中隐蔽前进。这是不仅天下大雨，偏巧还遇到敌军。当他们行到贾家凉亭王家屋场附近时，与从岳阳过来偷袭的敌军遭遇，周逸群不幸中弹牺牲。由于敌人的火力密集，他的遗体无法抢出。战斗结束，护送周逸群的战士大部分牺牲，活着的也被敌人全部抓走。当地老百性不少人认识周逸群，自发收拾遗体，并将其安葬在君山许市镇月台村。
　　周逸群的死实际上始终是个谜团，当年就有人指出是党内出了叛徒，但是，一直没有证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意见就是夏曦是暗害周逸群的主谋，但由于时过境迁，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无法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