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之下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敌人杀害，许多地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镇压，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把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作为当前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制订《鄂湘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议决案，决定这个行动大纲，准备在鄂湘赣粤四省实现”[ 《中共中央关于鄂湘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湖北省委积极行动，将全省划为7个区。其中“又以鄂南工作为最佳。”[ 《湖北省委关于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因而，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为首的湖北省委决定，全省暴动以鄂南为中心,并拟订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鄂南包括咸宁（现咸安区）、蒲圻（现赤壁市）、嘉鱼、通城、崇阳、通山和武昌（现江夏区）7个县。8月22日，在蒲圻县成立以吴德峰为书记的鄂南特委；8月29日和9月6日，罗亦农两次到蒲圻县召集鄂南特委和各县负责人会议，部署鄂南秋收暴动准备工作；9月9日，鄂南特委领导部分农军在中伙铺火车站武装拦劫了一列武昌驶往长沙的火车，俘敌一个班，打响了鄂南秋暴第一枪，掀起鄂南大规模武装暴动的序幕。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鄂南数以千计的农民军和近10万农民革命群众先后攻占了崇阳、通城、通山三县县城，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还相继攻占了嘉鱼米埠、咸宁汀泗桥、马桥和蒲圻赵李桥等重镇，围攻了蒲圻、咸宁县城，并完全控制了长（沙）武（昌）铁路鄂南段，成为湖北全境农民秋收暴动的中心。
　　湖北省委为什么选择鄂南为湖北秋暴的中心？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鄂南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为暴动奠定了基础
        分析鄂南为什么会成为湖北秋暴的中心，有必要首先分析鄂南在大革命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搞清楚鄂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政治活动的基础，而政治活动又是经济活动的集中表现。鄂南地区，尤其是咸宁、蒲圻两县以生产茶麻闻名全省，它是鄂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也是鄂南阶级矛盾发生的基础。
　　蒲圻的羊楼洞靠近铁路，其民“唯以植茶为业”（《太平寰宇记》），以盛产“松峰绿茶”闻名，这里设有茶庄，从清道光年起，就精制各种绿茶和砖茶（米砖、青砖）及老青茶。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进入蒲圻，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侵略者闻风而来，争相在此开设茶厂，以牟取暴利。其中俄商兴办的阜昌、顺丰、新泰等厂，年产砖茶3万担。极盛时茶庄达200多家，其中有几十家为外商所开；人口达4万，有“小汉口”之称。周边茶叶（包括湖南、江西部分县）都运往这里加工。英、俄茶商仿晋商用老茶叶蒸煮压制成黑砖茶，后又用上等茶叶压制成米砖茶，大批砖茶压成之后，经汉口、上海、广州畅销国外,一度成为欧亚万里茶道的源头之一；蒲圻、咸宁的苎麻每年收三季，一般农户年收少则数百斤，多则数千斤，新店、蒲圻、车埠、汀泗桥、神山等城镇还设有码头，运麻船只来往频繁，造成咸宁、蒲圻两县“城市完全商业化”；鄂南通山、通城、崇阳三县的竹木，价格低廉，又有水路运输，吸引了许多外来商人，购买木材、木炭；乡村中的外来商品，非常畅销，交易市场异常活跃。这些因素的出现，打破了鄂南地区传统单一的经济形式，除了封建地主经济外，资本主义经济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阶级关系方面看，除开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外，还出现了资本家与工人、店东与店员、人民群众与外国资本家、神父等一系列阶级矛盾。由于反动政府的重重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驻防军队强行拉夫筹饷；地方民团加紧勒索民众；资本家、地主豪绅巧取豪夺；外国神父愚弄敲诈；这些剥削者各施伎俩，农民年年新谷刚收割，却无饭吃，茶麻刚上市，手里缺钱用，广大工人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被迫挺身抗争。
　　鄂南经济繁荣，成为人流、物流中心，便于党从事各种隐蔽活动，为党秘密发展同志和组织群众提供有利条件；而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也最易于接受革命思想。“一九二四年，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董必武组织‘人社’到咸宁、蒲圻、通山、嘉鱼、通城、崇阳等地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散发各种宣传印刷品，启发工农觉悟，散布革命种子。”[ 《武汉文史资料》第十五期106页]“人社”成员在工人、农民、青年中讲述革命道理，传播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揭露土豪劣绅和军阀的罪恶，动员劳苦人只有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受到启发，明白受压迫的根源，提高了觉悟，为鄂南工农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
         二、鄂南党组织的发展为暴动提供了保障
　　1925年后，党在鄂南有了活动。首先是魏书在通山的镇南中学、赵世当在通城九岭双马乡、漆昌元在蒲圻、聂洪钧在咸宁横沟一带、刘汉樵在崇阳县城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进步人士中不断吸收党的新生力量；北伐军挺进鄂南之后，上级又派来许多党的干部，使党的力量不断壮大。1926年底，咸宁、蒲圻、崇阳、通山、通城都建立了党的县委，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咸宁县委聂洪钧领导农民反麻捐，几百农民自动组织起来，到县议会请愿，附近千余群众也赶到县议会门前助威。经过斗争，迫使商会答应麻捐由抽3分减少到抽2分。蒲圻县委组织农协会逮捕了大土劣陈玉卿，关进县监狱。数天后，控告案达百余起。“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亲乐、南懃、黄龙、白石四乡农民二百余人全部荷土枪铁锄至县城情愿，要求处决陈玉卿。县长袁国绅（共产党员）答应民众要求，组织审判委员会，于下午四时，将其验明正身，宣布罪状，绑赴城西门执行枪决，四乡农民拍手称快。”[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 1927年9月10日。]县委组织处决罪大恶极的土豪，在全省是首次。国民党蒲圻县党部常委陈凤城反对农民协会，反对处决罪大恶极的土劣，辱骂国共合作,并成立“铁血社”反动组织，阴谋杀害蒲圻县委和县党部人员。县委书记漆昌元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后，将陈凤城处决。
　　 “七·一五”国共分裂后，白色恐怖笼罩大地。鄂南各县县委及时正确分析形势，主动放弃城镇，避开交通较近的地区，转移到农村、山区，继续领导人民开展反蒋、反夏、反汪的斗争。蒲圻县委转移到油铺汪家，并在月山庙两次召开党员会议，号召“坚持斗争，发展同志”。为了和上级及各县取得联系，通城县委书记赵世当开辟了一条上起平江，下至崇阳、蒲圻、咸宁的工作线。“讲到乡下党的发展状况,比较是鄂南最好,鄂西次之,鄂东无办法”②。1927年5月，鄂南地区有党员365人，到8月初，鄂南的党员人数“蒲圻有同志五百人……分十区，尤以一、六两区为最佳；咸宁有支部十五个，党员一百五十人；通山有同志约五百人；通城二百四十人；嘉鱼二十人；崇阳一百五十人。”[ 《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参加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加上省委派遣到鄂南的党员干部，鄂南有党员2000多人，比5月份增加1718人。鄂南党的组织能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候使组织不断扩大，充分体现了他们是久经考验，特别能战斗的坚强堡垒。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鄂南工农运动也得到迅速发展。
        三、鄂南工农运动的壮大为暴动提供了依靠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性的阶级……。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1926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组织了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从而推动了鄂南的工农群众运动。
　　工人运动高涨。北伐以后，在上级党组织的关怀下，鄂南各地工会纷纷建立，并不断开展罢工斗争。“《湖北省总工会各县总工会会员统计》，嘉鱼有二千二百一十二人；蒲圻九百二十八人；咸宁四千八百零二人；通山一千零四十四人；崇阳二千人；通城两千人。”[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到7月，“嘉鱼、蒲圻交界处有煤矿工人千余人，成立了名为嘉、蒲煤矿工会，选出执委十一人”[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3日。]。蒲圻羊楼洞工会（含茶庄、线业、茶业工会）发展到5400人。整个鄂南总工会会员共有26250余人。总工会领导会员积极开展同店东、资本家的斗争。“嘉鱼店员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大罢工，店东被迫答应条件：在陆溪口工友未复业以前之伙食费由店东补发每人每月一元；各店东补发以前各工友工资，应自正月起……。”[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蒲圻店员工会、羊楼洞茶庄（含崇阳、通城、蒲圻）茶工也发生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北伐以后，农协会组织在鄂南普遍公开。1927年初，蒲圻、咸宁、通山、崇阳等县已建立了正式农协会。到5月，各地农民运动快速发展。蒲圻有10个区、75个乡，会员55000人；咸宁17个区、300个乡，会员125000人；通山4个区、200个乡，会员2万；通城4个区、10个乡，会员18000人。整个鄂南有会员283000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各地农协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抗地主豪绅的经济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抗税。蒲圻南勤团农协会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租减息。农民协会还在政治上打击地主豪绅，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不法地主豪绅，几千年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在斗争方法上主要有清算、抄家没收财产、罚款、派款、戴高帽游乡、关押处死等形式。
　　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共青团、妇女会、童子团等组织也得到相应发展。1926年底，蒲圻建立了4个团支部，团员发展到200多人，次年4月，成立了共青团蒲圻县委。通山也建立了团总支委员会，团支部组织宣传队，演文明戏、唱革命歌、破迷信。蒲圻的青年团组织青年学生砸了所有教堂，赶走外国神父，把耶稣像、十字架捣毁；妇女会组织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革命斗争。咸宁妇女农会会员有1万多人。通山妇女会为禁止妇女缠足颁布放脚条例。崇阳召开妇女会成立大会时宣布：妇女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使妇女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童子团站岗放哨、打菩萨、监视土劣行动、维护会场秩序。“蒲圻农村童子团成立时，到会一千人，革命精神焕发。”[ 《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4月30日。]他们在农村大革命高潮中配合工农运动，发挥了其积极作用。
　　大革命高潮使鄂南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咸宁农协会建立了农产品合作社；通山城关开办了6所小学；蒲圻新设高小初小6所。各地还举办了农民夜校、妇女补习夜校。沉睡多年的鄂南农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为鄂南秋收暴动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四、鄂南革命武装的发展为暴动提供了军事力量
　　鄂南党组织在发展党的力量、推动工农运动发展的同时，还注重革命武装的建设和发展。
　　1926年9月，咸宁农协会公开后，缴获所有警察的枪械，建立农民自卫军。到1927年5月，农军发展到近万人。蒲圻第1区15个乡，农民自卫军5000多人，于“五月一日在城西门大沙洲举行全区武装大检阅，举行游行，由军乐前导，高呼口号，枪矛齐举，全城一片沸腾”[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日。]。全县10个区，有农军2万余人。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在镇压土豪劣绅的阶级反抗、夏斗寅叛军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6月中旬，赵世当率农军600余人在通城九岭一带阻击夏斗寅叛军，并得到平江县3000农军的支援，与敌激战一昼夜，打退敌人9次进攻，击毙击伤敌人百余人。6月23日，赵世当又率农军1500人在县城与夏军激战，缴枪400余支，辎重部份。1927年8月4日，崇阳农军与反动地主武装魏石峰部发生激战，将其击溃，随后又缴了反动民团40多条枪。
　　鄂南农军在斗争中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到暴动前，农军共发展到33700人，并掌握一部份枪械。据统计，当时“咸宁有快枪四十八支，驳壳枪四支，九子连二支；蒲圻有快枪三十八支，驳壳三支；嘉鱼有快枪五十支，驳壳三支，手枪二支；通城农军有枪五十支，此外有机关枪及炮筒、炮弹及汉阳造的子弹，共有一大房；通山有快枪二十五支，手枪驳壳五支；崇阳有快枪二十五支”[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成为一支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武装力量。
　　除农民自卫军外，还有工人武装纠察队。蒲圻工人武装纠察队有枪30余条，队员40余人。1927年5月，夏斗寅叛军窜至蒲圻，受到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抵抗。中央独立师赶到蒲圻后，工人纠察队参加追歼残匪，夺得枪支20余条，俘敌数人，缴获大米一批。咸宁、嘉鱼也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掌握部分武器。
　　在党的领导下，崇阳、通城、通山农军在暴动之前，就占领了县城，并建立了革命政权，控制了南三县。鄂南工农武装的这些斗争，一方面鼓舞了自己的同志，又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一方面又削弱了敌人在鄂南的统治力量，为鄂南秋收大暴动准备了武装力量。
        五、鄂南地理位置的优越为暴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鄂南地处长沙和武汉之间，与江西、湖南毗邻，是湘鄂赣三省的连接地区。它“辟居万山，冲当四达”，是湘鄂咽喉；又能控制江汉平原，投取荆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位于通山的九宫山主峰在海拔1500米以上，地形极为复杂，连绵数百里，沟壑四通八达，山上多熔岩山洞，悬崖峭壁，古木参天，易躲易藏，便于与敌周旋。明末李自成在北京受挫南下，进入鄂南后，曾以九宫山为根据地；赤壁南屏山，耸立在浩荡长江北岸，南近岳阳，北临武汉，与荆州沃地隔江相望，军事位置十分重要。三国赤壁大战，周瑜与刘备并力败曹公于此；汀泗桥在咸宁、蒲圻交界处，东面铁路桥边是一片陡峭和起伏的山岗，居高临下，形如堡垒。汀泗河自西南向北斜穿汀泗镇，北面与南面是沼泽洼地。仅有百余米的铁路桥横跨汀泗河，汀泗桥易守难攻，形成天险。1921年7月，湘军赵恒锡率部进攻湖北，吴佩孚凭借有利条件，顽守汀泗桥，使赵恒锡之众无计可施，最后败回湖南。1926年，国共联合北伐，在这里发生过举世闻名的汀泗桥战役。此役一举击败吴佩孚主力，使北伐军直捣武汉。
　　交通便利也是鄂南地理位置优越的条件之一。粤汉铁路横贯南北，连接咸宁、蒲圻县城，沿途大小车站10多处。境内公路连通各县。与粤汉铁路十字交叉的陆水河，发源于湘鄂两省交界处幕阜山北麓通城县的黄龙山，全长183公里，河面平均宽约100米，流经通城、崇阳、蒲圻、嘉鱼四县，由洪庙注入长江。该河是4县由水路进入武昌、岳阳的通道，各种船只来往频繁，易于通讯联络。
　　从上可以看出，如果控制了这个地区，不仅可以扼住敌人的交通要道，直接威胁武汉和岳州，给湘鄂赣三省的政治形势以强烈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成为联络各地的枢纽，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在这里举行秋收暴动，“在政治上、地理上有特别意义。在政治方面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方面，断绝武长的交通与电讯，可以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大有利于湖南农民的暴动”[ 《鄂南农民暴动计划》，1927年8月。]。
　　正是具备了上述几项条件，湖北省委选择鄂南为全省农民秋暴的中心，并自始至终得到了党中央和湘鄂两省省委高度关注。党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亲自过问了鄂南暴动工作；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明确规定湖北“许多暴动地区域应自鄂南开始（9月10日）”，党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两封信中分别指出：“整个的湖南暴动要能与湖北互相呼应，尤其是湘北鄂南应发生直接的联络。”“平、浏、岳一带设立特委于平江，直接与鄂南联络一致行动。”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两赴鄂南部署暴动准备工作；《湖南暴动计划》指出“湘中暴动原则上是要与鄂南暴动同时发动”，并决定派洪资深到岳州，“与鄂南指挥委员会接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鄂南农民秋收暴动在湘鄂两省的总暴动计划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鄂南秋收暴动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暴动的尝试，其意义和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