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蒲圻中心县委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基于客观条件（经济、政治、军事）和党在历史上的工作基础建立的中心县委”，曾直属湘鄂赣省委领导。在其成立的3年时间内，领导鄂南人民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扩大苏区，创建地方红军武装，开展苏区土地革命运动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蒲圻中心县委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过错和失误。在苏区肃反运动中，搞扩大化，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土地改革工作不彻底；中心县委没有形成坚强核心力量；忽视对革命武装建设的长期性。总的来说，功大于过。在3年时间内，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91个，苏区人口23万，占总人口60%；参加土地分配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湘鄂赣省委对其评价是“你们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在鄂南工作，用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开创了鄂南苏区的新局面。”
        蒲圻中心县委成立于1929年5月，在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之下，仍然带领鄂南人民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鄂南苏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4月，国民党派重兵进剿鄂南苏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蒲圻中心县委被迫解散，鄂南的土地革命由高峰跌到低谷。这一变化，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出发，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蒲圻中心县委的建立及其演变
鄂南秋收暴动失败后，鄂南各县的各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分散隐蔽。国民党派遣几个师的兵力在鄂南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地方土豪劣绅也杀回马枪，反攻倒算，鄂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捕入狱，惨遭敌人的戮杀。
        为了打破革命处于低潮的局面，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遣大批干部到鄂南做组织恢复工作。1928年底，鄂南各县党组织稍有恢复，但又接二连三遭到敌人的破坏，鄂南特委和各县党组织受到巨大损失。为此“党中央于1929年4月底作出决定，暂不恢复湖北省委，在武汉设立特别支部，其他地区改为中心县委和特支，直属中央领导。”^①
5月20日，党中央即派杨开明、杨克敏到湖北做组织发展工作。同月，中共中央《给湖北各县特支的指示信》指出：“根据目前的客观环境与湖北工作情况，决定湖北各县工作，由中央直接派巡视员经常的指示和帮助。为工作顺利起见，合并各县为几个巡视区域，并基于 
        客观条件（经济、政治、军事中心）和党在历史上的工作基础，建立中心县委。蒲圻中心县委：管辖咸宁、通山、通城、崇阳、蒲圻、嘉鱼。”县委机关设在蒲圻县。
杨开明、杨克敏先后在蒲圻、咸宁、通城等县努力寻找党的线索，传播六条决议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于六月初，在通城西乡××桥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产生了中心县委组织部。”^①“书记赵世当、副书记刘秉彝、委员周然、候补宁崇溪、彭××。”^②
        由于“鄂南党去年十一月（1928年11月）全部瓦解”，组织恢复工作非常困难。中心县委决定：通过巡视工作，经常参加各县支部会，努力寻找线索，逐步扩大党的组织，建立和健全县委。1929年11月，中心县委书记赵世当到武汉汇报工作不幸被捕，刘秉彝也因工作需要离开鄂南，蒲圻中心县委只有周然和宁崇溪2人。周然坚持在鄂南崇阳、蒲圻、咸宁做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先后建立“7个党支部，发展党员326人。”^③
        1930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
讨论了蒲圻中心县委组织建设问题，并作出决定，撤销蒲圻中心县委，重建鄂南特委。6月中旬，鄂南特委成立，龙从启任书记。龙从启立即与坚持战斗在鄂南的周然取得联系，并带来省委对蒲圻中心县委前段工作评价：“你们在白色恐怖之中，坚持在鄂南工作，用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开创了鄂南苏区的新局面。”
1931年7月，湘鄂赣省委正式成立之后，省委决定撤销鄂东、鄂南特委，合并成立鄂东南特委。之后，省委派黄火青到鄂南“解决各种组织转变”问题，黄火青考虑到鄂南特委撤销后的许多特殊情况，决定恢复蒲圻中心县委，隶属鄂东南特委领导，指挥蒲圻、崇阳、嘉鱼三县。
蒲圻中心县委刚刚恢复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对湘鄂赣苏区开始了第三次“围剿”。为了进一步开辟鄂东南苏区，中心县委指挥鄂南警卫团第四营在红庙等地打击了国民党82师及地方保安团、清乡队，在与鄂东南特委不便联络的情况下，中心县委派遣武装交通队，直接与湘鄂赣省委保持联系。根据省委的有关指示，动员苏区人民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赤卫队，在有利形势下主动出击，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在鄂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开辟和扩大了鄂南纵横数百里的苏区。鉴于鄂南苏区的独立发展及其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湘鄂赣省委于1931年底撤销鄂东南特委，蒲圻中心县委改归省委直接领导，省委指示在鄂南巡视的高飞重新改组了蒲圻中心县委，并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政军群组织机构，鄂南的土地革命由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二、蒲圻中心县委创建和发展鄂南苏区的功绩
蒲圻中心县委在三年时间内，领导鄂南人民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29年6月21日，蒲圻中心县委成立后，制订《鄂南工作大纲》，提出十条恢复和发展各级党组织的决议，强调“各县应成立区委、支部或特委。中心区域第一为蒲圻、铁路、咸宁，次为各县县域和重要乡村。”^①“中心县委书记赵世当到蒲圻，周然到崇阳，刘秉彝到咸宁，宁崇溪在铁路。”^②进行巡视指导。
       赵世当在蒲圻中心坪召开中共蒲圻县委第一次党代会，成立以徐敬之为书记的县委班子，并恢复东南西北4个区委，新建金峰特乡党支部，发展党员130人。“咸宁发展较快，有同志124人；通城县（委）书（记）黄映秋，（有）同志57人；崇阳负责人陈俊杰，周然同志去改造，同志6人；通山与（阳新）大阳区一起干；铁路有党支部１个，党员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