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圻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
      蒲圻苏区土地革命工作先后经历了三个年头。1930年8月，蒲圻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立即着手在根据地进行土地分配，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分配工作是在1931年进行的，少数地区1932年收尾。蒲圻苏区的土地革命工作大体上经历了局部试点、全面铺开、收尾工作三个阶段。通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县苏所辖的8个区52个乡中有36600个农户、近10万人分得了土地。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性，推动了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促进了蒲圻土地革命高潮的到来。
      1930年秋，县苏刚成立不久，便抽调一批干部，在车埠横柏港、斗门桥和东区荆沙乡等地搞分配土地试点工作。由于苏区面积尚小，周围都是白区，形势比较紧张，加上重新分配土地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缺乏经验，工作做得比较粗糙。从酝酿到分田，前后不到四五天时间，工作未作认真丈量，张三这块，李四那块，把竹牌一插算分了。有的地方方法更简单，谁租种地主富农的田地，这田地就分个谁，祠堂庙宇的公田，再分给那些未种租田的贫雇农，同样存在着多寡不均，好坏不匀的问题。土地分配工作搞得比较好的是荆沙乡。这个乡的土地分配在县苏干部邓楚才的指导下，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划定阶级成份，然后集中量土地，按好坏搭配的原则平均分配。1931年初，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苏维埃土地法》颁布后，蒲圻县委、县苏立即大张旗鼓地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苏维埃土地法》，反复强调务必严格按照《苏维埃土地法》的要求办事，做得不够的要及时补救，群众意见大的，就推倒重来。因此，车埠的横柏港不得不于1931年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
      为了更好地贯彻《苏维埃土地法》，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工作，1931年 5月，蒲圻县委、县苏认真总结了土地革命试点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心坪南山脚下的徐家庙召开了土地分配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委、乡党支部书记和区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近百人。会议由县委委员戴保华主持，一共开了10天。到会同志集中学习讨论了土地法的有关政策：对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划分阶级、如何分配土地、如何减租减息等问题逐个进行学习讨论，使每个同志都领会其精神实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蒲圻县土地分配条例》。会议结束后，由区到乡到村，分级进行了传达贯彻，层层武装骨干，从而保证了全县大规模的土地分配运动顺利进行。
      县委、县苏为了切实加强对全县土地革命工作的领导，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土地革命委员会，指导全县的土地分配工作。各地以乡为单位成立土地革命领导小组或土地革命委员会，由乡党支部书记任组长（主任），乡苏委员、土地委员为组（委）员，具体领导各地的土地分配工作，严格按照《苏维埃土地法》和《蒲圻县土地分配条例》的要求进行。
      （一）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总政策。苏区分配土地的总原则是：土豪劣绅不分田，地主富农分差田，贫雇农和红军家属分好田。对于大的土豪劣绅原则上是捉起来杀掉，财产全部没收，家属赶出苏区（根据保密工作的需要），因此大土豪劣绅没捉住的，一般都逃走了。凡是逃走了的其家属一概不分田，没有逃走的（一般罪行比较小），家属也分田，但分给差田。地主的土地、财产一概没收，债务一律废除，分给最差的田。有的地方地主分的田数比贫雇农还多，原因是有些差田是望天收，没有人要，所以分给地主，强迫耕种，进行劳动改造。富农的土地，财产没收一半，租息债务折半减除。对于他们一般是抽出好田，补进差田。中农一般不进不出，个别土地富裕的，也拿出一部分分给别人耕种。贫雇农和烈军属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最坚决，最勇敢，所做贡献和付出的牺牲也最大，一般都分给上等田。有的红军家属家中缺少劳力，无力耕种，苏维埃政府或组织人助耕，或者将他们所分田亩交给贫农耕种，一斗田每年给一担谷子。另外苏维埃政府还保存一部分公田，以便照顾红军家属，或留作机关干部屯田，用以补给机关经费不足。
      山林、河流、湖泊原则上为集体公有，田少山多的地方，山林业分给一部分私人，同时还保留一部分为集体公有。祠堂、庙宇所有的田产纳入统一分配，其房产为公共设施，归集体所有。
      （二）阶级成分的划分。划分阶级成分是土地革命的关键步骤。《苏维埃土地法》和《蒲圻县土地分配条例》虽然做了规定，但由于各地水平不一，理解不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尽相同。蒲圻土地改革的试点区只划富农、中农、贫农、雇农4种成分；1930年下半年，随阳、新店、车埠、长泉等地土改时，阶级划分定为土豪劣绅、富农、中农、贫农、雇农5种；1931年南二区、金峰特乡、石泉、斗门、蒲首、青峰、高丰、安康、三合等地土改时，阶级成分定为土豪劣绅、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6种；1932年初，大层乡、木兰乡土改时情况大同小异。各地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依其财产多少、经济来源、是否参加生产劳动、在乡里的社会地位等确定。
      （三）土地财产分配的步骤和方法。苏区土地分配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根据各地的情况，田多的多分，田少的少分，一乡之中允许不同。具体分配时，先将没收的土地、财产集中造册登记，然后召开土地委员、村民代表和干部会议，研究初步分配方案，本着“按人口分配，好坏适当搭配”的原则，充分考虑各种优先照顾的对象，将土地、浮财、耕牛、农具初步定到人，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初步研究结果，并张榜公布，实行三榜定案。分配方案定下来后，由土地委员会按花名册插牌子，上面写着土地的亩数和新主人的名字。最后一个步骤是召开村民大会，由乡苏维埃政府发放土地证。村民们都把这一天当作盛大节日来庆祝。
      蒲圻苏区土地革命工作，由于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工作做得比较细，总的来说讲的是搞得比较好的。但由于1931年4月以后湘鄂赣省委（临时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一步发展，对边区各项工作干扰很大。在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蒲圻苏区在土地改革中，存在着打击面过宽的现象，如土豪劣绅不分田，地主尽量分差田及对富农打击过重等等。在划分阶级成分的问题上，有的地方土劣一类，一律赶尽杀绝；二是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打击。其次是如何对待农村比较普遍存在的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苏区土地革命文件并没有具体规定，各地做法也不一致，有的划分中农，有的划分贫农。
      苏区土地分配以后，农民作了土地的主人，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不交租，不还高利贷，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当时苏区的物资丰富，价格便宜。比如谷子在白区6块钱一担，而苏区2块钱一担，农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苏区呈现出一派康乐安定、生机勃勃的景象。
      蒲圻苏区的土地革命工作起步较晚，且过程较长。土地分配工作刚刚结束，就遭到国民党19师、33师的疯狂“围剿”，致使革命根据地逐步丢失。有的地方农民刚刚分得土地，还来不及耕种，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就反转头来，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倒算田租，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有的地方欠一担田租要还一担五斗，有的地方还要两担。农民交不出租谷，就押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家具。若连这些都没有，就拿人抵债，大人当长工，小孩子放牛或者当丫环，稍有不满就会遭到地主土豪绅的百般摧残。在木兰乡龙家河，一次杀死农民60余人。农民没过上两天好日子，又重新回到水深火热之中。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随着苏区的丢失而废止。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两种社会两重天，大家是不会忘怀的。他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憧憬，毅然参加“避白团”的行列，转移到新的地方，重新举起了反抗斗争的大旗。